第三种看法认为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是一种“边界写作”，涉及到藏民族文化的“守望”与创新、开拓之间的矛盾。藏族学者丹珍草认为：“母语文化传统具有一种天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一个以汉语文为主要阅读空间的社会，使用汉语写作一方面会使作家的创作脱离或淡化原有母语文学的艺术传统、艺术精神和母语文化传承模式，另一方面也会使两种语言混合后形成新的语言艺术创造、艺术价值与艺术表现。”通过对阿来《尘埃落定》语言的分析，认为其“叙事过程中保持了一种旁观者进退自如的灵活性或柔韧性，又营造了一种多文化和多语言混合的语境，在多语思维混合的宽松空间中，整部小说的叙述显得游刃自如。”[8]所以阿来虽然用汉语文写作，“却并没有淹没或消融他的民族文化身份，而是实现了积极有效的话语转换，把弱势的边缘文化声音带到公共论坛，让本民族话语敞开新的意识形态之窗，以双重乃至多重声音体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表意功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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