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由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医院等单位主办的器官移植科学论坛在京开幕。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洁夫称，希望到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按照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我国器官移植要逐步发展到一年5万例的规模。
早在十二年前，即在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洁夫曾对记者说，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竟是死刑犯，实在有损中国的大国形象，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改善。
我以为，在罪犯执行死刑前，如其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应通知家属在场见证签订自愿捐献书，以防止执行机关强迫死刑罪犯捐献。
社会在发展，司法要文明，法治应进步。保护家属的收尸权，防止变相买卖器官，这个问题值得立法机关重视。
在医疗界，用死刑犯的器官做手术早已不成其为秘密。
对于中国死刑犯捐献器官的种种疑问，《凤凰周刊》在年发表过邓飞在年写的调查文章。
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年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
6月初，大陆一些网站上流传一份报告，该报告称，今年4月，“中原涉黑第一案”主犯宋留根等九人被执行枪决。此后不久，该团伙中七名死刑犯的器官被医疗机构摘取和移植。
4月发生的事件，6月被炒热。这份报告的问世，显然与此前不久盛传的一则消息有关。6月3日，卫生部副部长*洁夫在国际肝脏移植研讨会上透露，大陆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有望近期出台。据称，该条例将通过鼓励民众自愿捐献等方式，拓宽人体器官供给渠道。
媒体的延伸解读，使处于隐性状态的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根据较权威的说法，多年以来，大陆医疗及科研机构获得的人体器官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的自愿捐献。宋留根等人的身后传言，令大陆死刑犯器官的自愿捐献模式变得格外敏感。
黑皮本上的名单
年6月6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河南郑州。
网上报告称，宋留根团伙案中七名死刑犯的器官被河南两家医疗机构摘取和移植。其中，张广明、毛海*、陈华的视网膜，刘慈恩、刘文贤、王明*、刘强的肾脏器官被摘取，仅该团伙主犯宋留根、马献洲的器官没有被摘取。
6月7日，记者找到该案几位死刑犯家属。刘慈恩的妻子贾涵称，刘是回族人，根据该民族习俗，死者须土葬。她带着一个阿訇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获准取回刘的尸体土葬。
贾涵证明，刘慈恩的尸体是完整的，其他尸体被塑料袋包裹，她不能接近，无从证实尸体器官是否被摘取。而宋留根的大哥和其他死刑犯家属说，他们无法接近刑场，也不准接近遗体。但他们表示倾向相信报告所言。
年6月8日上午，记者以家人需要换肾为由，来到网上医院。在肾脏科，一个姓史的年轻医生告知，“要来就得赶紧来，这两个星期肾源比较多”。史解释说，原定的四五月的“严打”推迟到了六月。记者问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有无法律纠纷，史很警觉，说这个你不要管。
下午，记者又抵达网上报告提医院。在5楼肾内科，该科主任医师孙力（化名）透露说，许昌新近处决一批犯人，“产生四个肾”，医院“关系不够铁，一个也没有拿到。”孙介绍说，郑州市肾移植实力雄厚，该市有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可做肾移植手术。孙很热心地给记者写了一封介绍信，建议记者去郑州，找一位叫彭明（化名）的肾移植专家。
6月9日。记者医院的泌尿科，找到彭明。彭是该科主任，其名片显示，他还是郑州某肾脏移植机构的副主任医师。
彭先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写着众多需要换肾的患者名单。随后，他又从办公桌右侧第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黑皮本子，写得密密麻麻。彭说，这是被一审宣判死刑的部分死刑犯，“打钩的都是被用过的”。
记者看到本子的每一页上，写着11个左右死刑犯的相关信息，他们分别来自焦作、三门峡、安阳等地。记者注意到一个叫杜××的名字后面，注明了“小三阳”、“三门峡”等字样。彭解释说，杜被三门峡法院宣判死刑，但还未处决。年8月27日，该医院一个姓杨的医生对其抽血配型，发现杜患有乙肝，“有传染病的，不能用。”
事后，《凤凰周刊》记者致电三门峡法院，核实确有一个叫杜××的待决死刑犯。
彭介绍说，这些记在本子上的死刑犯都没有超过30岁，“供体够用，那我就挑着用。”
彭把本子放回抽屉，压低嗓门说，“这是不能让人看到的。”不过，他又安慰说，死刑犯家属是不可能知道的。
彭称，去年，该院先后为多名肾病患者施行换肾手术。
“自愿捐献”渐为公众知晓
对被处决的死刑犯现场取器官，显然并非郑州一地。
年6月，医院一位叫李璐（化名）的实习医生，向《凤凰周刊》记者披露了她经历过的一次现场取器官移植：今年4月的某天，医院兵分两路，实施换肾手术—8个医生驱车刑场摘取肾脏，其他医生留守手术室，做好术前准备，器官一到，即行手术。
李璐介绍，心跳停止的人体，5分钟以后其肝脏就会丧失功能，肾脏也只能维持在半小时内。因此，对死刑犯的现场摘取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并存放到冰盒或灌注保存液。
李璐目睹了医生摘取的肾，她描述说，“那只死刑犯提供的肾经过了修剪、灌洗、冰冻，已褪去血色，由内至外散发着一种乳白色光晕，令人感到些许圣洁；说它精致一点也不过分，甚至比任何美玉都珍贵。”
当天，该医院4台肾移植手术均获成功。事件已过去两个来月，李璐说自己至今无法摆脱那种特定状态下的焦虑感。
对死刑犯摘取器官一事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但相关内情仍通过多种渠道渐露端倪。
年9月，《金陵晚报》报道说，大陆著名演员傅彪花费约30万元移植的肝脏，就来自山东一死刑犯。报道称，傅在得知自己患肝癌后，四处寻找合适肝脏。9月4日，傅终于从一名被处决的死刑犯身上取得肝脏，并顺利完成移植手术。
明星的传播效应，使死刑犯器官被摘取利用的问题开始为公众知晓。其实，在医疗界，这早已不成其为秘密。年9月，华中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袁劲、陈忠华，就在其发表的《亲属活体器官捐赠的伦理学问题》一文中称：大陆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是无心跳尸体、脑死亡尸体和活体，主要来源是死刑犯自愿提供。
采访中，记者接触到的相关医生和司法人员均印证了这一说话。
知情者透露：死刑犯在待决前，要通过验血获取其生理信息，必须经过看守所同意；法院执行死刑，检察院负责监督执行。“如果不获得司法部门的许可，医院对死刑犯摘取器官绝无可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法界资深人士说，司法部门为医疗机构提供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是有据可依的，具合法性前提。
现实中，死刑犯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报道，也屡屡见诸大陆媒体。一些死刑犯因捐献未果而留下最后“遗憾”。
这位资深人士也坦承，这么多年来，不排除有死刑犯器官被“巧取”、“强取”的案例。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仅是个案。
然而，这些“个案”的积累，导致了外界对死刑犯自愿捐献行为的普遍质疑。
年9月，山西太原人于勇刚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医院和法院私自取走儿子的器官，并写下《一个公民血与泪的控诉》，控告相关部门。
江西一媒体曾披露，年5月，江西农民付信荣因杀人罪被枪决。当地法院偷偷将其医院，付父悲愤自杀。付信荣的姐姐为此委托律师起诉法院。
年9月23日，《兰州晨报》揭露甘肃某看守所在未经死囚同意的情况下，行刑后将其器官“捐赠”。后当地法院对此事作出判决，看守所向家属赔偿元。看守所负责人向媒体承认，死囚必须透过书面申请捐赠器官，但是看守所并未持有杨自愿捐献的文字记录。
死刑犯器官捐献模式在“个案”冲击下变得面目模糊。
打“擦边球”，或越界“行驶”
知情者所说的“有据可依”，指的是年代初期，最高人民法院、卫生部等部门的一个联合发文。该文件明确规定，只有在死刑罪犯自愿并签名同意，或经其家属同意，并经有关卫生行*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严格审查批准，医疗和科研机构方可利用死刑罪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
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１．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２．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３．经家属同意利用的。
这份大陆迄今为止唯一指导死刑犯遗体处理的法规，确立了死刑犯本人和其家属处置死刑犯遗体的主导地位。
医学界资深人士介绍，年代，受器官移植技术和民众经济能力的制约，大陆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有限。在对死刑犯摘取器官数量少，且主要供应医疗卫生单位科研和教学使用的历史背景下，该暂行规定具有较强的约束性。
但至年代，大陆器官移植进入快车道。年以来，每年实施肾移植例以上，到年底累计完成例次。当技术不再是器官移植障碍，大陆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很快初具雏形，且呈现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
知情者说，受利益驱动，年版《暂行规定》设置的某种状态下，对死刑犯摘取器官开的“小口子”不断被人为突破、扭曲。
“这也是一种无奈罢。”知情者说，器官供体的指标要求之高与器官来源之窄，驱使相关操作者不断打“擦边球”，越界“行驶”。
死刑犯中多是一些罪大恶极犯罪人员，其家属往往因道德压力而心生羞耻，“无人收殓或拒绝收殓”的死刑犯尸体占相当数量。
还有反对者认为，死刑犯在等待执行期间，多是重镣在身，少有人身自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死刑犯容易被诱导或逼迫签下“自愿”。而依照年版的《暂行规定》，只要具备“自愿”前提即可，并未深究“自愿”的形成过程。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是目前大陆乃至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总住院医生张雅敏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医院共同面临的困惑：器官来源的尴尬。他认为，并不能将这种尴尬简单理解为“缺乏规则的混乱”。“事实上，很多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正在逐步规范，以保证器官在非买卖状况下，能够到达最有需求的地方。”
年，大陆首部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地方法规率先在深圳颁布实施。该条例确定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五个原则:即自愿原则、无偿捐献原则、优先考虑其它医疗方法的原则、无伤害原则、鼓励捐献遗体器官的原则。此后，四川、湖南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器官移植的法规。今年6月2日，《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也获通过。该条例禁止买卖遗体、器官。其中对倒卖器官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交易额七至十倍的罚款。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倒卖器官的，条例也有明确处罚规定。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福建省的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尤具积极意义。它对倒卖器官的重罚原则，体现了鲜明的人权保护意识。但它也和此前一些省份出台的相关法规存有同样一个缺陷，那就是绕开了死刑犯器官捐献这一“是非之地”。
继续还是禁止
器官来源的尴尬还源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大陆传统文化中，一个死刑犯自愿提供器官通常被视为赎罪行为，民众普遍持欢迎立场。大陆媒体屡有此类传声。
6月1日，《法制日报》报道，河南死刑犯王继辉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申请将自已的肾脏捐给一位肾衰竭的中学生。配型结果表明，王的血型和抗原、抗体与那位中学生的完全相同。就在即将施行手术的前夕，年4月26日，医院接到了王所在看守所“叫停”的通知。民众通过媒体发出诘问—病人待肾救命，死刑犯良心未泯主动捐肾，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卡了壳？
《金陵晚报》在报道傅彪换肝事件时，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一位死囚的肝脏能救活一位艺术家，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演艺圈的一件幸事。”
大陆医学界较普遍的观点是，对死刑犯摘取器官是“废物利用”，还可造福他人。继续还是禁止对死刑犯摘取器官的问题，在法学界也存在争论？